趙春萬

歷史上有過“大槐樹移民”，也有過“棗強移民”，對于這兩種移民，很多人存有不同認識，因此談點個人看法。

“大槐樹移民”

元末明初，戰(zhàn)亂造成了山東、河北、河南一帶地廣人稀，而山西，“表里山河”，相對安定，人口繁盛，于是洪武、永樂年間多次從山西移民到山東、河北、河南。移民在山西洪洞縣永濟寺一棵大槐樹下登記后分發(fā)各地，故此人稱“大槐樹移民”。

雖然洪武、永樂年間的移民統(tǒng)稱“大槐樹移民”，但二者的成因及移民來源還是有差別的。

洪武年間的移民是因元末農(nóng)民起義造成了地廣人稀。元末紅巾軍大起義，派出三路大軍北伐，其中最成功的東路軍占據(jù)山東多年，數(shù)次威逼元大都。農(nóng)民軍與元軍在山東、河北激戰(zhàn)，地方民眾必然遭受戰(zhàn)亂之苦，人煙稀少，因而洪武年間就開始了“大槐樹移民”。

永樂年間移民更直接的起因是“靖難之役”?！熬鸽y之役”打了四年，德州成了交戰(zhàn)雙方拉鋸戰(zhàn)的主戰(zhàn)場，“燕王掃北”把這一帶民眾掃光了，濟南——京津人煙稀少。朱棣即位后又有了永樂移民。

永樂移民不但從山西移民，因山東中、東部地區(qū)“靖難之役”未曾波及，也成了移民輸出區(qū)。筆者接觸的陵城區(qū)村名資料中就有這方面的多處記載：滋鎮(zhèn)大郭家村“明初郭姓弟兄三人，從山東壽光分別遷至德平郭家灣、海豐郭家和此地安家”；丁莊鄉(xiāng)孫家洼村“由濰縣遷來孫姓兄弟三人，各落在孫家洼、時樓、和孫堤口三個村”；宋家鎮(zhèn)常麻村“永樂年由壽光遷來，兄弟三人，老大住麻坊，老二住劉林，老三住麻家（后與常家合并為常麻村）”。

由此看，洪武、永樂年間雖同有“大槐樹移民”行為，但其具體成因、移民來源還是有差別的。

“棗強移民”

“棗強移民”在山東省譜牒資料中有多處記載，據(jù)朱可琿先生的文章：“惠民縣有1254個自然村落，其中棗強移民村落多達1056個，占比84.21%；濱州市濱城區(qū)有672個自然村落，其中棗強移民村落443個，占比65.92%；博興縣有自然村落442個，其中棗強移民村落272個，占比61.54%；陽信縣共有879個自然村落，其中武邑、棗強一帶移民建置的村落有436個，占比49.6%。”

由上可見，棗強移民是客觀存在的。從移民的分布去向看，棗強移民的分布區(qū)域大多在山東省的中、北部地區(qū)。

“大槐樹移民”和“棗強移民”不是一回事

很多人認為，棗強是“大槐樹移民”的中轉(zhuǎn)站，移民來到棗強后，重新登記分發(fā)各地，“大槐樹移民”“棗強移民”是一回事。這是不可能的。

前邊提到，“大槐樹移民”去向分布在山東、河北、河南等地，若到棗強后再分發(fā)各地，等于讓好多移民走三角形兩條邊的路線，這是行不通的。再就是，永樂年間有很多村莊是從山東中、東部移過來的，而“棗強移民”的去向是山東的中、北部，其中有交叉的地方，如果說兩種移民是一回事，那不是瞎折騰嗎？還有，信彤波先生《鄒平信氏與金元時期棗強移民》文中指出：山東中、北部一些棗強移民村落的譜書雖記載的是明初移民，但在這些移民家族墓葬中出土的墓志卻記載有金、元代遷移的字樣。譜書一般是后人根據(jù)傳說、共同記憶而形成的，而墓志記載的更為真實可靠。所以信彤波先生得出結論：“棗強移民”應是金元時期發(fā)生的事情。

綜上數(shù)點，“大槐樹移民”和“棗強移民”能是一回事嗎？

“棗強移民”的歷史成因

“棗強移民”的成因應該有二：一是避水患，二是避戰(zhàn)亂。

北宋慶歷八年（1048年），黃河在今濮陽東昌湖集決口，在河北境內(nèi)形成“北流”、“東流”，人稱“二股河”，這種情況直到金天會六年（1128年）改道，黃河奪淮入海才改變。幾十年間“二股河”在冀州、棗強一帶反復決口，棗強故城一度搬遷?？h城都避水患搬遷了，民眾能不自尋出路嗎？前邊引用的《鄒平信氏與金元時期棗強移民》文中就出現(xiàn)了墓志記載的“上世棗強人，后以水患來居濟南鄒平縣長白鄉(xiāng)河溝之陽”，所以避水患是棗強移民的原因之一。

關于戰(zhàn)亂，雖然各個朝代都會發(fā)生，但在金元易代之際，金朝統(tǒng)治者為牽制蒙古，在撤退汴梁后在河北封了九個地方軍閥為“河北九公”，以“河北九公”抗衡蒙古鐵騎，這樣河北就成了多種軍事力量爭戰(zhàn)的漩渦之地。棗強作為戰(zhàn)亂之地，民眾避戰(zhàn)遷移也就在情理之中了。

綜上所述，“棗強移民”發(fā)生在金元之際，遷移去向是山東中、北部地區(qū)；“大槐樹移民”發(fā)生在明初，是從山西、膠東向山東、河北、河南等地的移民。二者在古代移民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。